公共艺术品表达了教育中心的主题“小事物的重要性”，即强调小部分对整体的贡献。近些年，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关于“公共艺术”的实践和讨论都多了起来。事实上，“公共艺术”（PublicArt）这个概念也是这些年才从国外移植过来的。以前，学术一点的称谓叫做“城市雕塑”或“壁画”之类，文气一些的人说“接了个工程”，更多的艺术家则比较直白的说“接了个行活（私活）”。因为这类作品大都很难体现艺术家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从甲方（一般是有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争取到一个靠手艺赚钱的机会而已。在那个当代艺术市场还没什么起色的年代，正是这类工作使一部分艺术家找到了改善生活的途径，并率先富了起来。公共空间艺术活动场所的开放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场所公众的开放性。江西生活中的公共艺术订制
空间是一个相对哲学化的术语，与时间相对。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安切雷斯·施耐德等人的理论，公共空间可由几个不同层次来加以划分：1. 物理的公共空间，2. 社会的公共空间，3. 象征性的公共空间。第一种关注的是它的材料的存在，第二种关注的是在空间内部规范和社会的关系，第三种关注的是纪念和地方的“气氛”。他们认为，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每一种公共空间都可以通过这些定义中的一个或多个意义来加以确定，对于公共空间意义的理解改变着我们看待公共空间的方式。西安卓著公共艺术人体艺术是人身体的外在之美，可观可赏。
公共艺术中的“公共”所针对的是生活中人和人赖以生存的大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从更广义的角度上，可以将人类社会理解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镶嵌体。人口多、人口密度高以及人口的异质性大是城市的三个基本特点，它们决定了市民的社会心理特征和生活方式，造就了市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当中的市民需要生活在共同的环境下，尽管他们也会被分割在不同的、小的空间并遭遇隔离，但是城市中人们越来越相互依赖，并且只有就某个问题达成共识才能解决问题。
社会机制和社会政策的变化常常成为公共艺术发展的直接的推动力量。随着公众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公众事物中来，随着艺术的精英主义的消失，公共空间的开发为许多西方有关部门所重视，公共政策有了不少调整，如“百分比艺术计划”、“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公共场所艺术计划”等等，使公共艺术建设纳入到制度的轨道。公共艺术正是有了这些社会政策的支持，才有了自身发展的资金的保障。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公共艺术是一种当代文化的形态。尽管公共性的概念在18世纪就提出来了，但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公共艺术本身才得到长足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艺术开始发生由审美到文化的转型。现代的公共环境艺术使艺术品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明确。
甲方决定方向、出钱拍板，乙方围绕甲方出构思和手艺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公共艺术的“行活模式”。由“行活模式”产生的公共艺术，其“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它被放置到公共空间之后公众被动接受、评论的层面，这与当代公共艺术所强调的注重公民参与创作过程的“公共性”很不一样。因为公众只能被动评价，所以就产生了诸如“赛先生还顶个球，德先生球都不顶”之类的关于公共艺术的刻薄段子。显然，“行活模式”是一种行政集权和艺术家话语霸权的产物，从当代的公共艺术观念出发，这是一种过时的、应该被摒弃的套路。社会空间存在着可变性，它在公共和私人之间可以相互转换。西安卓著公共艺术
发达国家建一座城市雕塑需要反复论证，反复考量，而且有着完整的建设制度。江西生活中的公共艺术订制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从事公共艺术创作的主体，仍将是毕业于各种艺术类科系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我们很难脱离当代艺术与设计的语境，脱离艺术教育的现实，在大学里培养出一些与以往的艺术家完全不一样的“公共艺术家”。因此，我想，我们或许可以在当代艺术哲学和设计哲学的语境中，寻找一些不一样的思想资源，重新审视当代公共艺术的创作取向和话语路径。博伊斯的重要观点是“社会雕塑”。所谓“社会雕塑”就是指：“一切由人类构造、发展、创制的事物，以及一切具有生长能力并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的思想成果，它们共同从本质上造益于人类的生活。江西生活中的公共艺术订制
